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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期间，铁道部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是事实，因为这是有可能的。铁路售票系统其实很先进，甚至比飞机票的还先进。因为飞机的售票系统只有航班信息，火车票是售出的时候已经标注了座位。我做过程序开发，所以知道把座位也定好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铁道部告诉我，实名火车票在技术上不是个问题，不就是在已经很复杂的车票系统中加两个字段么？一个是姓名，一个是身份证号码。那问题不在技术上，就一定在其他方面了。宁波已经开始试行实名售票了，就说明其实症结处在人的身上，而不在系统方面。

实名火车票能否解决购票的问题呢？不久前一位哥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彻底让我死了这条心。他为了表示对岳父的孝心，特地跑去协和医院排队挂号。一进挂号厅，他就傻了眼，里面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他小心翼翼地问，你们是几点来排队的？回答，昨天11点就来了。这哥们吐了吐舌头，回家了。第二天他一大早5点就来排队，发现里面还是站满了人，不过他仔细一看，里面大多数有一点眼熟，原来还是昨天那拨人。原来，医院实行实名挂号以来，这些票贩子就改变了工作方式：他们先把挂号队伍排得满满的，让你根本挂不上；如果你想挂上号，他们就高价把排的位置卖给你；如果你坚持不买位置，他们就花很低的成本把所有的号都挂了，让你当天挂不上。和这些票贩子斗争，要么你花钱给他们，要么你就再早一点来，排在他们前面。

指望实名制解决火车票问题的人有过度相信技术的嫌疑。在人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简单的一项技术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首先，根据市场的规律，火车票和医院挂号似乎都定价过低，而且销售的市场化程度严重过低，没有弹性的需求加上有限的供给这才产生了倒卖火车票的商业机会。

其次，两者的销售过程存在严重的漏洞，给倒买倒卖提供了可乘之机。是制度，不是技术在这里促进了腐败，那么对销售的严格监管才能减少腐败行为。

两者都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有一部分是花纳税人的钱生产的，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有限供给和僵化的价格机制。除非引入更多的经营者私有化，形成竞争机制，才能保证供给。

铁路毕竟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铁路改革也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可能一票难求的状况一时得不到彻底解决。所以唯一的办法，对于一个我这样又想出门，又不想多花钱的人来说，只有呆在家里看看旅游节目了。

可是我万万没有考虑到，这首《云汉》其实还有更多的内涵。西周中叶，经过了周厉王的残暴统治，周代已经进入了摇摇欲坠的状态。后来，周的平民暴乱，把周厉王流放，共伯和摄政，称共和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可以确切追述的年代的开始，即公元前841年。暴乱的群众在厉王出逃时要杀害太子，大臣召公用自己的儿子替代了太子。共和14年，厉王在流放地去世，被召公保护的太子即位，就是周宣王。

宣王即位后，遇到了连年的旱灾，所以向祖先和天神祈祷求雨。遗憾的是，开始的祈祷并不灵验，所以宣王创作了这首云汉，再次祈求天地祖先降雨，并反省自己的过失。

我在给宝宝取名字时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后来的大不幸。5月12日，倬云降生后2个多月，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夺去了近10万人的生命。2008年的不幸接连不断：雪灾、奶粉事件、金融危机……..虽然和倬云的名字只是巧合，但是给我的联想却不那么让人舒服。

周代的人有很强的天命思想，这和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似乎有相似之处。史学家许倬云（巧的是他也叫倬云）认为，周人祖先偏居西域，以武力征服了先进的商政权，为了证明自己政府的合理性，因此使用了天命的概念，即受命于天。

但是周人的天和基督教的神有很大的区别，天授权给了天子，即周人的天王，基本上不再干预世俗的事务。周天子以上天的名义发号施令，就是天在人世间的代理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神或天主，是主宰万物的意识存在，不会授权给任何世俗的君王，在神或天主的面前，君王和奴隶是没有任何分别的。

既然周天子是上天的代表，一旦发生了巨大的灾难，天子就要反省，是什么导致了上天的愤怒？是否是自己的代理工作没有做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宣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下了《云汉》。

这种古老的传统一直存在下来，每当发生了特殊的自然灾害，作为天子的君王总要祭告天地，自省自责。后来的君主下罪己诏就是这个样子。其实，罪己诏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身为万乘之尊，究竟犯了哪些过错，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敢于客观指出。所谓千错万错，都不是朕躬的错。虽然后来一些御史，因为各种原因喜欢直刺皇帝的过错，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些谏诤很少能客观公正。最常用的指责往往是说皇帝淫荡好色，不理朝政。这个指责被如此频繁地使用，最后让人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

罪己诏的害处在于过多强调的技术性的过错，而忽视了系统性的过错。没有一位皇帝能够认识到，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白痴，他代表不了上天，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在苍白的罪己诏上，除了虚伪的检讨，让百姓感到绝望，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表现比较突出的是新政权的王莽，他每逢灾难就带领大臣哭天，将自己的责任完全推诿给上天。

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意义，远非止于器物。譬如汉谟拉比法典在现代世界的影响更甚于金字塔。因为后者代表的是一个历史坐标，诉说着人类曾经拥有的辉煌；前者却是我们的先人迈下的足迹，告诉我们前行的方向。同样，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意义也更值得我们思虑。环顾世界各个文明，两河流域、古埃及，这些悠久的古老文明大多经历了3000年便灭绝了。而如今我们所见的西方文明则是以曲线形式进入现代世界的。再反观中华文明，不仅没有经历灭绝，甚而直线进入了现代世界，这样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绝不会仅仅只是四大发明的功劳而已。当我们审视自身历史便会发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套旷古绝今的制度支撑起整个中华文明的延续。

皇权，这是一个对我们国人而言无需解释的词汇。当然，皇权并非中国所首创，也不是中国所独有。但世界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个国家能够把皇权精神发挥到如我们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能够像我们这样对其有着侵入肌理的文化记忆。因此，在有些学者看来不能简单地视中国的皇权为一种政制，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是一种单一制度整体，而是包含规则、规范、信念以及组织等诸制度要素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统。

在中国皇权之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长河里，皇权制度有效维系了中华文明的整合与成长。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皇权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依赖的是一套不同于现代制度的模式，其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悖逆于现代世界进程的道路。因此，皇权从本质上而言全然是逆现代性的。这样当中华文明面对现代世界的逼近时，皇权就成为一种必须逾越的鸿沟。乃至今时今日，我们仍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已经真正挣脱了这种制度的影响，其种种逆现代性的遗存仍然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制度演变过程中的最大阻碍因素。

然而与皇权逆现代性之影响形成对比的是，至今我们仍鲜见有深入系统地反思皇权的著作。这并不是说国人对于渗透自身生活方方面面的皇权缺乏体认，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质疑皇权的思想。东晋的鲍敬言，唐时皮日休、无能子，直到晚明的黄宗羲，激辩皇权之恶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不能不承认这些抨击对于我们认识皇权本质助益有限。自西方启蒙思想进入中国后，从严复到顾准，我们对于皇权政体相关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过对于遍布中国社会系统各层面的皇权制度来说，除了不同学科各自分散零星的研究之外，一种系统的、整体的审视中国逆现代性因素的研究或许更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以16世纪前后中国制度形态及其法理为焦点》一书，则可以看作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次探索。

“权者，君之所独制”，这正是皇权的核心要义。当中国古代的智者围绕着这一精神建构起一套日益细密的权力系统时，中国的皇权制度就不再是一套僵化的规则体制、古板的思想观念，而是一具拥有顽固生命力与繁殖力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皇权是一个具有深刻生命机理、具有日益统一完整生命形态的制度体系”（76页）。对于这样的生命形态，需要的是如外科手术般深入机理的细致解剖，解析中国政体的“生命机体的机构方式及其生命信息传导复制的基本方式，有着关键的意义”（72页）。所以，王毅先生对于皇权制度的分析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进路。既不是简单的对于中国皇权体制各机能的概览性介绍，也不是从皇权观念着手的思想史研究，而是类似于一种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权力形态学研究，是对皇权的权力本身内在结构、其生存方式、运行机理、发展过程的认知。这样，作者分析的皇权制度自然就拥有了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特征。

首先王毅先生是在他所言的“制度文化”大框架下研究皇权制度的。这里“制度”的含义有别于通常制度经济学家的视野，不是某种具体的规则、组织结构、或者特定的行为方式，而是“在以政治权力作为核心的同时，更凭借着政治权力对于几乎所有社会层面、所有文化分支领域的强势渗透和制约，从而造就了向政治权力制度辐辏的广泛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52页）。此种意义上的皇权制度深入中华文明的骨髓，其法理基础、组织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治权力运行方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而作者探究的就是这种非线性形态存在的皇权制度，透视受到其高度致密的网络结构而渗透的整体制度文化体系。另一个特征则是分析上的时空限制：16世纪前后。这一时期的皇权制度在作者眼中进入了一种“深度的癫狂状态”（103页）。这种癫狂状态将皇权制度的一切特性都无限畸形放大，从而“以最典型、最强烈的方式证明了：那种使统治者的威权越来越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不仅从根本上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方向完全悖逆，而且尤其要通过我们说明的那样一整套及其发达致密的权力制度和权力文化网络，将这种悖逆性植根于社会肌体的无数细部和无数具体的运行逻辑之中”（106页）。阐述皇权制度的逆现代性，正是贯穿全书的主旨所在。

依据这条主线而成的厚厚两卷、洋洋96万言的著作，任何人初看起来都会觉得体系庞杂、内容繁多。因为王毅先生对16世纪皇权专制体制的组织结构方式、皇权社会的法律体系、皇权制度的法权哲学、行政体制及其运作方式、胥吏之害、清官情节、民众的子民心态以及城市制度经济形态、经济的法权基础、赋税财政制度及其蕴含的制度逻辑等等问题，均一一作了探讨。但是如果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其实际上仍然是从政治形态、社会文化心态和经济运行机制三方面来解读中国皇权制度。

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暗含的意思，王毅先生的分析理路将法理基础作为中国皇权制度的基石和主轴，其他诸如行政体制、文化心态和经济体制等内容无不是围绕皇权制度下的法权特征而展开。因为“法”就制度意义上而言，是整个国家权力及其运行机制合法性的基础，一国如何对待“法”的创制、执行、地位以及对法律规则本身的认知，反映了其制度文化的内核中的内核。正如作者引用大法官柯克（Sir Edward Coke）的话来表明西方文明的宪制要义，“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162页）。与之相对的皇权之“法”则用七字解释足以：法乃天子之神器。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律合法性权威的最终根据，来自于上帝和自然法之正义。在这一法理基础上，我们看到的是依据法律的权威（authority）来有效约束国王、贵族、行政官员乃至教会的威权（power）。因此无论当代学者如何批驳这一古典法律政治传统，其依然是当下宪制国家的法理基础。而反观皇权中国的法律史，先有刑后有法，以刑代法，以权褫法。我们有的是“王（之）法”、“官（之）法”，除非天子赐予，否则法律规则本身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事实上依照天命信仰，在无边皇权下连天帝之权威尚能依天子之意创制，更何况法乎。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拥有一套完备详密的法律体系，久远的“中华法系”曾影响过整个亚洲世界。但是这套法律体系所反映的恰恰是与西方法律文明完全相悖的内容。中国的法制从未完成过法律应尽的使命：约束权力在规则之下运行，即法治。皇权下所谓的“法”，不过是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而已。

而如果“权力统治工具”成为法的基本属性，在这样的法权基础上运行的社会形态也就可以想象了。当法律规则本身尚且横行不法，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规则能够得到遵循？当由权力自身的欲望来决定规则的施行时，社会失序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权面临的同一大敌便是腐败，然而腐败完全是皇权制度下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自然“禀赋”。如今，在日新月异的经济理论中腐败与权力的关系似乎已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陈词滥调”，但是却一遍又一遍地在我们的历史现实中重演。任何从专制权力下解放出来的社会似乎都必须面对这一“权力-腐败”的死循环，因为其不仅是一种制度恶疾，其还成为了社会文化心理一种副产品。面对皇权下的制度性腐败我们又能期许怎样的社会心态？若皇权掌握了一切可能的领域，“世界一切事物、尤其是一切制度建构的根源都必须是皇权的禁脔……”（438页），从知识领域的科举到行政领域的胥吏无所不包，则民众只能在密集的权力网络交错的夹缝间求生存。这种制度环境所造就的，是一种小民心态。王毅先生将其归为两类表现形式：国民政治心理的幼稚化和社会心理的流氓化。前者是一种权利意识的缺失和清官文化的崇拜，后者是一种对社会规范的蔑视践踏的反制度心理。二者内在统一地构成数千来年的皇权控制下培育而成的一种制度伦理。换用韦伯（Max Webber）的概念来说，即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ethos）。作为制度有效运行所依凭的文化基础，作者深刻认识到这种精神气质对于后世的影响，其“成为了中国后来面对世界时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626页）。

对于皇权这一有机生命体的研析，除了政治和文化的层面外，最重要的当然是其汲取养料的来源：经济。王毅先生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探讨经济形态与皇权政体的关系，可见经济层面在皇权制度中的分量不可谓不重。事实上百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精心耕耘，有关中国经济史的故事已经讲述了许多。然而故事说多了就容易让人犯迷糊，经济史问题上尤其如此。随着从史料中发掘的数据日益增多，中国的经济特性却越来越成为一个谜。曾经我们都明白那样一个道理：中国在现代经济制度面前停滞，落后于世界的步伐。然而这个在以前也许算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在如今越来越多学者的眼里却成为了一个疑问。先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国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但是被外来侵略打断了；后来出现的新史学理论则连“萌芽”说也不需要：中国在走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并不比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差到哪里去。如果单纯地分析数据，上述所有这些观点我们都可以认同，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说明皇权的优越性，说明我们应当走回头路吗？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而言，经济问题从来不会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技术分析倘若脱离了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得出的所有新颖理论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智力游戏而已。对于中国的经济特性，斯密在三百年前所写下那段话对我们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因此，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其运行的政治和文化基础，“皇权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管理方式，同时它也是建立在对国民的人身监控、对国家的思想和宗教等一切重要的社会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上的”（90页）。

所以王毅先生对于皇权制度下的经济史分析，依然是以“法权体系性质”为主轴而展开的。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整个制度环境是一种“扭曲畸形”、“狭蹙窒息”的刚性强权环境，这是理解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所不应当忽视的首要前提。在这一制度环境下，中国工商业兴衰荣辱的命运也已经注定：成为了权力制度周期性盛衰演变过程中的一环。因此，梁方仲先生谓明时的经济增长为“虚假的繁荣”，实无不当。如此的“权力经济”繁荣同西方世界“宪政经济”的发展相比只是形似而质殊。而其最本质的差别莫过于皇权经济的法权地位——对于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规定。按照古典政治理论，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是国家政体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如果说我们拒绝承认“权力经济”能够引导中国走向另一条繁荣之路，决定性因素也正是在于此。皇权的专断性质决定了其合法的抢劫权，在这种法权基础之上健全市场所要求的一切规则，以及这些规则保障下的经济运行都是不可想象的。倘若个人连拥有以自身劳力换取之物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那么还能要求他能有什么样的行为呢？财富从市场流向土地、流向官场，种种悖逆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向不过是缺乏产权保障的制度环境下人们的“理性选择”而已。因此“尽管16世纪前后中国具有活跃的城市经济等等因素，但是因为未能具有法权形态的变革，所以使得中国社会不可能走上与近现代社会一致的方向……”（881页）。

不过，从城市经济到其法权基础，或许都不是对于“权力经济”最直白易懂的诠释。“权力经济”的集体表象，是皇权体制下的赋税制度。唯有从赋税制度的属性出发，才能明了皇权是如何吸附于社会经济体的每一个细部，才能知晓权力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方式。“民不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韩愈的这段话简明扼要地定义了皇权下的赋税制度的目的：以事其上。在这种赋税制度下，英国《大宪章》所规定的那种赋税博弈是没有任何容身的余地的，而后者才是开启欧洲整个政治经济制度走出中世纪的支点。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所开启的，是一种以赋税为名的掳掠制度——“取之无艺（遗）、无定物、无定数、无定时”，吕思勉先生所言的这种恶赋，王毅先生称之为“恶税制度”。“恶税制度”的内在逻辑即为整个权力运行机制的逻辑集合，皇权制度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特性无不在这之中畸形放大。因而到现在为止，赋税体制及其财富分配制度，依然是一国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深思的问题。

这就是皇权制度这一生命形态的基本轮廓。撇除技术方面的因素，其几乎呈现了一种完美的权力形态。由此可见皇权制度之弊并非在于其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而相反是在于其具有的无穷“创造力”。我们不应当否认中国皇权制度的建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制度创新。当世界上诸多古老文明将国王个人的权力置于神权庇护下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实践已经开始逐步抛弃这种神权政治系统，而冀求一种更有效率进而也更集中的权力模式。由此带来的是一种超越当时条件下一切可知的权力来源的皇权系统。从这一系统中，皇权获得了非人格性的独立主体地位，其不再从属于任何个人——包括皇帝自己——的意愿，其为了自身的存在而攫取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无限复制自身以遍布整个社会系统，并塑就一种以其为主导的文化心态，使人们不仅依附于权力更对权力趋之若鹜。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专制权力相比，坚韧持续两千年之久的皇权制度才是那头真正能与撒旦相提并论的怪兽——利维坦。

《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种制度的种种恶果及其缘由。本书篇幅虽巨，但叙述的内容却是每个中国人人尽皆知甚至仍在身体力行的种种经验，譬如“秦王汉武”，譬如“王法”，譬如“清官廉政”，譬如“赋税”。而作者最终的目的，也不过只是告诉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应当明白的大白话：以法治而有效地限制和规范统治者的权力，是现代文明制度的必由之路（1071页）。因此，如果作为一次学术评审，我会说本书毫无新意可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皇权是每一个中国人如此熟悉的东西，以至于其运行机理、种种后果都不过是我们的生活“常识”罢了。然而皇权制度的诸方面社会表象对于当今的国人来说仍然熟悉到习以为常的地步难道不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当中国面对现代世界百余年后，我们能否说中国民众已经彻底摆脱那头怪兽的阴影了呢，我们是否仍能从骨髓深处感受到皇权带来的那种恐惧和欲望呢，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否还是皇权制度下的那种国民性呢？或许这才是《中国皇权制度研究》的意义所在。当代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纷乱奇杂的后现代、后后现代理论，而正是这些朴实的大白话、这些“天下之公理”、这些表明“人性所大同”的古典理念，并让这些理念成为国人的常识。只要皇权制度复制的文化基因还存乎于我们的社会机体，我们就始终需要这些浅显明白的普世理念。

当然，瑜不掩瑕，本书也并非没有任何缺陷。体系庞杂，以至于涉及某些细处又不甚深入；史料的引用有时候过于琐碎反而打乱了分析的进路；有些内容的讨论甚至偏离学术分析的正轨等等。但是最有可能让他人诟病的，恐怕是本书援用了一个参照系来考察中国的皇权制度，即西方文明的宪政制度。王毅先生的所有论述都是基于一种立场：从宪政制度的立场来揭露批驳皇权制度之恶。这样在本书中随处可见的作者对于皇权体制的厌恶之情在有些人看来显然就违背了社会科学分析所强调的“中立”态度，有一种西方化的倾向性。然而韦伯所强调的价值中立不是不采取任何的立场，强调分析工具但又缺乏任何参照系的社会科学研究只会沦落为一种技术虚无主义。在对皇权制度的分析中，至少代表着现代历史进程的宪政文明是我们当下解读皇权最佳的参照系。从他人的进步中，我们才能认识我们的错误。

思虑历史是为了面对未来，对于皇权制度的反思是为了直面现代中国的制度变迁。中国脱离帝制不过区区百年，这百年时间与两千年的历史相比，尚不足二十分之一。因此，也许我们不应当过于悲观。自中国走上西方化的现代性道路，我们已经学会了许多。也许再给中国一个百年，人民方能真正走出皇权的阴影，走上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而在这遥远的期许中，类似王毅先生这样的文本记录着我们前行的足迹。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这是晚年顾颉刚在《自传》中用血泪写下的文字。在奉鲁迅为“民族魂”的国度里，包括顾颉刚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大半辈子的时光都是在鲁迅“民族魂”的纠缠与压禁下度过的，直到生命终结都得不到解脱，其罪名只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一、鲁迅对顾颉刚的支持与嘲弄

　　重读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意外发现一篇对顾颉刚表示支持的《对于“笑话”的“笑话”》，似乎连吃鲁迅饭的专家也没有提起过，因此觉得很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当年的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范仲？，也就是后来在革命圣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御用历史学家的范文澜，在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中讲了两则笑话。其一是“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其二是“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象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在罗列了上述两则笑话之后，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算得上一桩大公案。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系统，是到汉代才层累伪造出来的。附带着还谈到“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作为讨论对象的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有所保留的响应：“先生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先生据《说文》云，……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接着，又有刘？藜和胡堇人着文表示反对，顾颉刚便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发表声明：“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原是一个假定”。

　　至此，一场学术讨论告一段落，胡适在1924年2月出版的《读书杂志》18期上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认为“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胡适"决不会有害于人心"的声明，可谓煞费苦心，其目的就是把现代人道前提上的科学加民主的求真务实，与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单向维度之上，并经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和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步步收紧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分为两谈。

　　在此之前，胡适曾在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对《新青年》同人所开创的新思潮予以说明："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在此之后，胡适还在1929年的《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进行过“评判”：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在胡适眼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的，论争双方所面对的是一个双向维度的科学加民主的人道平台与公共平台，而不是动不动就要仰仗“有害于人心”之类的绝对天理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圈套。

　　《对于“笑话”的“笑话”》发表于1924年1月17日的《晨报副刊》，此时的鲁迅尽管站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一边，却没有能够像胡适那样站在科学加民主的现代人道的立场之上，他所运用的依然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所固有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范文澜就是他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

　　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共事期间，同事顾颉刚又成了鲁迅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1926年10月，他借着《故事新编？铸剑》中的"痛打落水鼠"，对顾颉刚的红鼻子加以嘲弄：

　　“他近来很有些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

　　到了1935年11月，原本支持过顾颉刚的"怀疑"态度的鲁迅，又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极尽“笑话”之能事：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二、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

　　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被顾颉刚奉为导师的胡适大有关系。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两地书》原信五十四）

　　到了10月16日，一向好战的鲁迅竟然流露出不战而败的劣势心态，说是" 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陈乃干，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陈万里又荐两个，罗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鲁迅的信件到了时为国民党员的许广平手里，一下子被拔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说是"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他妈的，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 ……"（《两地书》原信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

　　正在发展婚外情恋的鲁迅，立即在政治上与许广平看齐并有所超越，说是" 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 20日）

　　不过，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挺身而出向"研究系"发起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而是暗地里干起夺人饭碗的勾当，说是"顾颉刚在此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昨听玉堂口气，对于这一层却似乎有些觉悟，恐怕他不能达目的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1926年11月1日）

　　鲁迅自然明白，夺人饭碗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会招致许广平的看不起，于是，在下一封信中，他靠着贬损"敌人"来曲曲折折地为自己进行心理化妆和道德包装，说是"先前顾颉刚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是给胡适抄写的，冒充清华校研究生，）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研究系学者之浅薄，就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两地书》原信七十七，1926年11月3日）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原理，在现实社会中也依然有效，鲁迅对于顾颉刚们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就是在自以为是、层层加码中步步攀升的。比之于与风车决战的堂？吉诃德，鲁迅并不光明正大地把盗甲与面具穿在身上和戴在脸上，而是无休无止地通过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胜利法来武装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两地书》中表现得更为露骨：

　　"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若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两地书》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一个人一旦在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上的胜利"上走火入魔，竟然会把自己的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本身当作一种优势与美德加以炫耀，这种事情在阿Q 身上发生过，说是"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 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比之于阿Q，真正称得上登峰造极的，非鲁迅莫属。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一方面要到广州中山大学谋取新饭碗，一方面又要对付原本与自己在同一战壕里的高长虹的发难，不得不放松了对于"颇注意我"的顾颉刚的反"注意"。被鲁迅一厢情愿地树为敌人的顾颉刚，也从来没有过与鲁迅发生正面冲突的记录。

　　到了辞职离校时，此前抱着"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的消极态度的鲁迅，反倒反客为主，找到了"像一个皇帝"的感觉，并且把势不两立的敌人由顾颉刚们身上转移升级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身上，说是"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两地书》原信一一九，1927年1月2日）

　　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最后关头，已经在中山大学的鲁迅，于半推半就中披露了自己登峰造极的峥嵘之相：

　　"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 （《两地书》原信一二四，1927年 1月11日）

　　一个人既要保饭碗、追女人又想当"皇帝"、"偶像"、"中心"，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事情，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被撤职、被通辑，正是他既要追女人又想当"中心" 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横竖种种谨慎"的鲁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付出"被人逼得不能做人"的代价，却偏要对所谓的"敌人"一再发起自以为绝对正确的神圣挑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

　　三、替党行道的罗织罪名

　　怀着诸如"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主人翁意识，鲁迅于1927年1月18 日抵达广州，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初来乍到，鲁迅自然不便也不敢以"皇帝"、 "偶像"、"中心"之类的嘴脸示人，而是在中山大学1月25日的欢迎会上，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朱家骅所授予的封号，说是"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语出《而已集？通信》）

　　做定了"战士"的鲁迅，在国民党随后针对中共的清党中并没有做出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贡献，而是假公济私，把自己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目标，锁定在夺过自己饭碗的敌人及其同党身上。

　　1927年3月15日，鲁迅在致莽原社同人韦丛芜的信中明确表示："《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4月10日，他又写下一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借着歌颂北伐胜利的名义干起告发仇敌的勾当："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

　　正在这时候，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偏偏提出要聘请自己北大时期的同窗好友顾颉刚来广州担任史学系教授，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鲁迅拼出自己被封为"战士"的强势身价横加干涉。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出面调停，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依然不依不饶，于1927年4月21 日丢下饭碗辞职离校。

　　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并不就此放弃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天职，而是效法林纾当年对《新青年》同人借刀杀人的旧伎俩，于 1927年4月26日致信孙伏园，再一次加顾颉刚以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沉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由厦门大学追随鲁迅来到广州的大学生谢玉生，也配合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是"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

　　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把两封来信加上诸如"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党报副刊上。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大肆清党，"反对民党"与"反动势力"恰恰是足以杀头的罪名，迟至7月22日才见到这张报纸的顾颉刚，写信给滞留广州的鲁迅，表示 "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鲁迅则在回信加以嘲骂，说是"江浙俱属党国所治，……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在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干脆摆出阿Q式的无赖嘴脸："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四、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顾颉刚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听候法律解决"不过是一时间的愤激之辞。好在有恩师胡适可以诉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保存下来两封弱势一方的一面之辞。

　　"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的信仰的，……于是刘楚春（理科主任）与鲁迅乃同时出校。……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

　　"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辞退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两相对照，被鲁迅骂为"浅薄"、"阴险"、"专门荐人"、"反对民党"的顾颉刚，反倒显得太过厚道也太过迟钝，直至一年之后还不知道，党同伐异的鲁迅与他势不两立的根源，只在于他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异党"。借用鲁迅的话说，顾颉刚所犯下的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可恶罪》一文写于1927年9月14日，鲁迅自己是以受到迫害的苦主自居的，而在实际上，他自己恰恰是莫须有的"可恶罪"的制造者。鲁迅所谓"新的世故" ，无非是从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到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一直在奉行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把戏；换言之，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连最为赤贫的无产者阿Q都会把玩的那种抢占一元绝对的精神制高点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把法。鲁迅此后面对"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的圣战围剿，不得不投身于"惟我是无产阶级！"的左联阵营，同样是出于这种"新的世故"。换一种角度说，也就是对于自己《新青年》时期一度支持过的"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的"新思潮"的彻底放弃。

　　相反地，一再被鲁迅加以形形色色的"可恶罪"的胡适、顾颉刚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过多少的妥协与让步，打从《新青年》时期就培养成的民主加科学的"评判的态度"，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关于这一点，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的鲁迅，是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的。奉鲁迅为绝对神圣的"民族魂"的人们，自然也难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这样，开一代学风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偏偏被"层累伪造"的历史打入另册，一生一世都没有翻过身来。

　　有人说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生活的大智慧之一。的确，人生旅途充满各种坎坷，各种无奈，和各种不可预知的变数，假如我们能用感恩的心去看待每一次的失败，并能从中学会感恩，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宽容豁达，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色彩斑斓。

　　生命就是感恩，首先要感谢天主创造了我们，其次要感谢父母赐予了我们生命，还要感谢师长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教给我们做人的知识；感谢生活赠给我们友谊和爱情；感谢大地哺育了生灵，感谢明月照亮了夜空；感谢朝霞捧出的黎明；感谢春光融化了冰雪；感谢苍穹蕴藏理想幻梦；感谢时光常留永恒公正；感谢收获、感谢和平、感谢这一切一切的所有、、、、、、

　　我们每天早上能够起床，我们就应该感恩，感谢天主。因为我们要意识到世界上有好多的人已是一觉不起。每天能平安的生活下来，要感恩。生命真的很脆弱，每天的电视，网络不停的报道着这样那样的不幸消息，因为世界上每分钟都有好多的无辜生命死于非命。对别人的帮助，更应该感恩。大家肯定都记得在福音中记载的耶稣治愈十个癞病人的故事吧，治愈的是十个人，但回来光荣天主，感谢耶稣对他的治愈的却只有一个人，那九个人在哪里呢？主内弟兄姊妹，当你听了这个故事，我们是否应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看我们常常是那九个人，还是那个知道感恩的外邦人呢？生活中我们肯定或多或少都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别人的关怀，例如，在我们修道当中为我们辛勤工作的老师、神父，为我们做饭的师傅，没有他们的帮助和付出，我们不会有这么美好的今天。可是我们有没有对他们说声谢谢呢？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而当别人帮助自己时，以真诚的微笑表达感谢；比如当你悲伤时，有人会抽出时间来安慰你等等，对这些小小的细节都应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每天怀着感恩的心说声“谢谢”，不仅使自己有积极的想法，也使别人感到快乐。

　　生活、工作、学习中常会遇到别人给你帮助和关心，也许你不能一一的回报，但是对他们的付出表示感恩却是必需的，也是马上就可以表示，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的。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则故事，故事中讲到一个持家的妇女，操劳大半辈子，却从来没有从家人身上得到感激，有一天她问丈夫，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买花向我哀悼？丈夫说会啊！不过你在胡说什么啊！妇女一本正经的说：等到我死了的时候，再多的鲜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如趁我还活着的时候，送我一朵鲜花就足够了。主内弟兄姊妹，听到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受呢？有时候我们对陌生人给予的帮助很容易就做到了对对方的感恩，甚至觉得怎么感谢人家都不为过，但是对身边默默为我们付出的人呢？比如我们我们的家人、亲密的朋友、熟识的同事，有时候一朵鲜花就可以表达谢意，给对方喜悦和希望，可是我们往往连句谢谢都没有，长期辜负别人的付出，其实也是自己的损失。让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珍惜家人的无私付出之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朋友之间的知遇之恩，同事之间共同工作的缘分等等。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到那时候一切都晚了。就让我们现在就珍惜吧。同时也让我们珍惜别人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一切，少一些怨天尤人和一味索取。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将使你对世间的诸多事情改变看法，会让你生活的更从容，更快乐！

　　感恩，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心态。曾经在一片杂志上看到一则小故事，讲的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家失盗，有一次，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家失盗，被偷去了许多东西，一位朋友闻讯后，忙写信安慰他，劝他不必太在意。罗斯福给朋友写了一封回信：“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信安慰我，我现在很平安。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失盗绝对是件不幸的事。可是罗斯福却从中找出感恩的理由，他的优秀人格和处世哲学，不正是提醒我们要学会感恩吗？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会遇到种种挫折和失败。如果我们不敢勇敢地面对，旷达地处理，而是一味地埋怨生活，这只会使自己变得消沉、萎靡不振。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像罗斯福那样换种角度去看待人生的失意和不幸，你就会总会保持健康的心态、完美的人格和进取的信念。所以英国作家萨克雷说：“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她也哭。”你感恩生活，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你不感恩，只知埋怨，就只会终日无所成，沦落成愤世嫉俗！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报之”。知恩、报恩从我们懂事就应经常学习，一个人从呱呱落地那一刻起，受到无数大大小小的恩惠，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教育之恩，天地自然之恩，时代赋予之恩，朋友帮助之恩，除父母，师长朋友之恩外，我们还得沾国家之恩，所居住的土地之恩，芸芸众生之恩。佛教也特别注重感恩，而且提倡得恩就要报，天经地义，并以此教导人类。总之，心存感恩，人生就没有孤独。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优良品德，是一种道德情操，感恩来之对生活的接纳，爱和希望。知恩并懂得感恩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知道感恩，生命变得更美好；因为会感恩，生命变得更富裕，只因为那个外邦人知道感恩，耶稣才格外的赞扬他。

　古人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学会感恩，让生命可以轻装一点，未来才会阳光。所以我会用我所能做到的一切去感谢这个世界，用所能及的全部力量来报答一切。这样看来，感恩之心是多么重要啊！圣保禄说：“要常常喜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有感恩之心的人才能知足常乐，知道感恩的人才能体验到生活的幸福。愿我们在生活中做一个知恩报爱的人，愿生命充满阳光，充满希望。

    1点53分，来到苏州街地铁站，已经有10几个人在排队，保安和警察拦阻大家，说要2点才可以进站。人们大多都带了照相机来。有一个人说，这条地铁线十分方便，他住在北土城，有了地铁可以减少出行的时间达30分。我觉得有一点夸张了。

    2点整，地铁开始放行。我迅速进入站台，赶到车头位置。不到3分钟，第一辆从巴沟开往劲松的列车进站，我登上第一节车厢。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对，首先是北京电视台的扛着摄像机一个劲儿地拍，然后有几个警察围着几个人嘀嘀咕咕的，一看就是什么领导。果然有一个长得粗犷的哥儿们自己抗不住了，大声对一个记者模样的人说，我是地铁总公司副总经理高××。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为什么现在地铁车厢里没有手机信号？高××回答，我们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现在的问题是移动和联通还没有和我们来谈，问题取决于他们，不取决于我们。言下之意，如果移动和联通不来谈，这件事就算了。

    和高××坐在一排的有一个人气度不凡，因为别人都使劲溜着他，一口一个周主任地叫。没有多久，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就冲过来了，问周主任，地铁今后怎么发展。用已经离职的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老师的话讲，这个时候其实没什么好问的，问什么问题都有托的嫌疑。周主任当然十分高兴，大谈特谈了地铁通车已经达到200公里，还有170公里在建。周主任没有谈到的是，北京是全国第一个有地铁的城市，但是从有了地铁到2007年间，就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要不是OG，恐怕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

    周主任坐到北土城就下车了，地铁公司的同志们于是毕恭毕敬地送主任出来。我也去北土城照了几张相。回来在苏州街还特意看了一眼残疾人用的电梯，没有开通。

    回来想想，脑残的地铁一定要3条线开通也有一定的道理。你想，OG只有20多天了，一次3条开通，多风光。还有，如果开通3次，周主任就得3次都到场，十分耽误领导的时间。地铁公司确实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揣摩上意，脑残一点都不脑残。

      这个消息是不能见报的，因为浩浩无法求证，地铁公司一定会说，我们刚刚开除了那个民工，他对我们有意见，所以造谣。但是我在这里假设这件事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地铁公司的某位大领导要求3条线同时开通，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脑残呢？

      首先看政治效果。2008年的今天，我们的领导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迷信到相信3条地铁同时开通就有什么政治含义。所以，如果地铁公司想靠这个来谋求政治前途，简直就是拿脑袋往马桶上撞。

      再看经济效果。地铁的客运量大得惊人，早开通一个月，就能回收上百万元的收入。故意凑齐3条线路同时开通，简直是用脑袋撞了马桶之后又喝粪水。

     从社会效应看，10号地铁沿线交通状况非常可怕，广大人民群众水深火热。故意不开通说轻了是喝了粪水灌进大脑，说重了就是破坏和谐社会。

     从技术角度看，3条线路同时试运行似乎会增加维护的压力，好像脑子灌了粪水又往马桶上撞。

     从环境角度看，我还没想到有什么必要。

     总而言之，3条地铁恰巧同一天达到运行概率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故意安排同一天开通，一定是脑残行为。

    昨天出去采访，和的哥聊起这件事，的哥提醒我，以后出门也有可能被查身份证，所以要随身携带。我靠，我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头一次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不过的哥说，上面通知了，咱北京人没带身份证也没关系，只要说你的户口在哪个派出所，查一下你这个人就行。实在不行，也要提供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有人证明你住在北京。我随口就说，那外国人都没暂住证。的哥嘿嘿一乐，他们有护照呀。就算把护照忘在酒店了，考虑到我们的OG和国际形象，估计也会放外国人一马。

    我突然记起多年前认识的一个屎人大姐，她在日本留过几天学，后来回国开车的时候，还拿着日本领的一本驾照。只要被警察给拦住，这个屎人就哇啦哇啦讲日语，假装是日本人，交警也拿她没办法。这是10年前的事了，如果搁在去年恐怕就不灵，交警就算不动手，碰上几个热血青年，一定会动手打Y个狗日的。Y要是坚持说日语可能会好一些，如果被打得用中文叫疼，一定会被2400个大嘴巴抽死。

    2006年我去洛杉矶，习惯问题总是随身带着护照。室友老裘嘲笑我，他说美国人不查身份证。要不怎么有那么多非法移民到了美国就把护照撕了。如果走在街上，美国警察要查你的身份证，你可以问他，你是就查我一个还是人人都查？他要是就查你一个，你就可以控告他，控告他歧视，控告他精神不正常，都可以。我在UCLA就遇到过一次学生罢课，原因是一个校警在图书馆要查一个伊朗裔学生的学生证，那个伊朗裔学生理都没理Y的，Y的就怒了，拿警棍捅了桶这位大胡子学生。第二天，校警捅大胡子的手机录像被放在网上，UCLA立马炸锅。经过学生会和学校的沟通，这位校警被停职，所有校警都集体参加心理辅导，大胡子还得到赔偿。可见在美国，如果不是挨个查身份证，就不要担心被查护照。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警察在街上是不是挨个查身份证？如果是，恐怕工作量大得很。如果不是，凭什么查我的？因为我长得不像好人？因为我神情紧张？还是因为看我不顺眼？我不反对保证OG的安全，但是首先要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查身份证。 

    北京市的交通也一塌糊涂，只要一下雨，所有的道路就成了停车场。今天我在自己家100米远的地方等了快一个小时，听交通台我最喜欢的两个贫蛋杨扬和李莉讨论搜集发臭的运动员衣服的无聊话题。说实话，如果我家到单位有一条地铁，我要是还抱怨堵车就不对了。我家门口有一个地铁10号线，原来说6月底通车，后来又延期了，听说在什么地方野蛮施工又挖断了交通指挥灯。

    7月20日的交通限行快点到来吧，虽然有一些不方便可毕竟能少几辆车呀。最好奥运会期间单位要求在家办公，我就更幸福了。

   不管怎么说，乱得很现在。